《思归轩赋》与王阳明的乡愁

《思归轩赋》何以能达此境界？首先是源于王阳明一生追求“成圣”。《王阳明全集·年谱》载，王阳明读私塾时，尝问塾师曰：“何为第一等事？”塾师曰：“惟读书登第耳。”王阳明道：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，或读书学圣贤耳。”当时王阳明只有12岁，便已将“成圣”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。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王阳明谪贬龙场驿丞。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，遍布虵虺魍魉，蛊毒瘴疠，环境极为险恶，阳明认为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”，于是乃悟“格物致知”之旨，谓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”。王阳明龙场悟道具有多种因素，而“成圣”的人生追求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。

王阳明心学理论大要有二：一为“致良知”，一为“知行合一”。“致良知”源于孟子的“性善说”，《传习录》指出，“性无不善，故知无不良，良知即是未发之中，即是廓然大公，寂然不动之本体，人人所同具者也”。但良知“不能不昏蔽于物欲”，“致良知”就是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的功夫。如何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？“须学以去其昏蔽”。教育家的天职即启发学子“去其昏蔽”。王阳明心学虽强调向心向内求善，但又特别强调实践的功夫，所谓“知行合一”，故而其心学理论在于教化人心经世致用。《传习录》说：“后世良知之学不明，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，……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！仆诚赖天之灵，偶有见于良知之学，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。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，则为之戚然痛心，忘其身之不肖，而思以此救之，亦不自知其量者。”王阳明舍身传道救世之心于此可见一斑。

乡愁是流寓赋的基本主题，但在王阳明之前的流寓赋，其乡愁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国、故都、故土、故园的眷恋与怀念，而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在赣州所写《思归轩赋》则别开生面，抒发了有别于传统的别样乡愁。

王阳明不仅以“成圣”为自己人生目标，且教育子孙、弟子立志“成圣”。《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》曰：“尔辈须以仁礼存心，以孝悌为本，以圣贤自期。”《传习录》载：“何廷仁、黄正之、李候璧、汝中、德洪侍坐，先生顾而言曰：‘汝辈学问不得长进，只是未立志。'候璧起而对曰：‘珙亦愿立志。'先生曰：‘难说不立，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。'”

最后门人又说王阳明“得其归”，而“斯土之人”则“失其归”。“斯土之人”之所以“失其归”，是因为王阳明归乡，纷乱不堪的天下从此无人治理了。但天下“贸贸”是“不得于道”的缘故，王阳明归乡“而后得于道”“道得而志全，志全而化理，化理而人安”，如此“斯人之徒，亦未始为不得其归也”，最后依然落脚到阳明归乡正得其宜，“而奚以思为乎”？

王阳明的归乡并非没有思乡的成分。《思归轩赋》写王阳明闻门人之言，怃然叹曰：“吾思乎！吾思乎！吾亲老矣，而暇以他为乎？”王阳明在正德十年（1515）至十四年间，曾六次上疏乞归，除仕途凶险之外，作者身罹病患，祖母年迈也是实情，故而其归乡着实有思乡念亲之一般意义的乡愁。但它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愁，其内涵更为丰富。过去学者们在论述王阳明《思归轩赋》时，往往笼统地归结为退隐和思乡，但对其深远而崇高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境界的挖掘还是远远不够。

作者：张学松（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）

本文转自：光明网

最后，王阳明追求成为“三不朽”之完人。“完人”并非没有缺点，而指王阳明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三者兼具。王阳明为国则忠，事亲则孝，交友则信，处事则义，克己勤勉，巨著皇皇，其道德文章无需多言，仅就其事功而言，在有明一代少有人比肩。《王阳明全集·年谱》载王阳明年幼在京师曾出游居庸关，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”。观其一生，无论在京都或地方，为官政绩均颇卓著：正德年间平定各地匪寇，生擒朱宸濠，威震朝野；晚年出征思田，声名远播。一个具有“经略四方之志”又躬身践行甚而“知其不可而为”的人，即使官场失意而退归乡园，岂能忘怀天下？

其次，王阳明把传道授业看作是他的天职。王阳明28岁中进士，34岁在京师已开始授徒讲学。贬谪龙场期间，又受聘主持贵阳书院。自此，一直不废讲学，尤其晚年，弟子弥众。《传习录》说：“先生每临讲座，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，常不下数百人。”

这段话以孔子在陈怀归之典喻阳明，二者思归皆缘于异国他乡政治环境所迫，归乡之目的即“裁”“狂简”乡党之小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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